宗又首先晋大学士杨荣为工部尚书。自此以后，凡入阁者均相继晋尚书，于是“阁职渐崇”。
接下来到了英宗朝，“诸大学士历晋尚书、保、傅，品位尊崇，地居近密，而纶言批答，裁决机宜，悉由票拟，阁权之重偃然汉、唐宰辅，特不居丞相名耳”。
票拟始于仁宗，但那时还未形成制度，遇重大政事仍命大臣面议。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，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便与群臣面议，内阁票拟制度遂基本成型。“凡中外奏章，许(内阁)用小票墨书(拟出处理意见)，贴各疏面以进，谓之条旨”，供君主参考，或同意或否，用红笔批出，成为决策。所谓“内阁之职，同于古相者，以其主票拟也”。
与此同时，皇帝对亲信阁臣不断予以加官晋爵，“天顺之世，贤为首辅，吕原、彭时佐之，然贤委任最专”。弘治年间，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，在朝位班次上，孝宗定丘濬位居吏部尚书王恕之上。此时的内阁，在地位上已开始超越六部。
在高务实前世的历史上，自嘉靖至万历初，是内阁地位巩固与全面发展时期。阁臣不仅“朝位班次，俱列六部之上”，而且还出现了像张璁、夏言、严嵩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一批权倾于朝的首辅，他们都可以说“虽无相名，实有相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