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珍正在编撰的《本草纲目》后，佩服之余致力于将这套民修草本推为官修草本，虽只一字之差，但意义截然不同。
民修草本就是李时珍的困境，徒一人之力，来编修一套想要涵盖整个医学史上的草本、药石正确使用方法的工具书。
一根草，从名称到历史沿革，产地到采收加工，功效作用到临床应用，并在常用的方子上不仅列举古人观点，还阐明了自己的认识——姑且不说事可不可行，单论代价，你一人一生一世，编得好吗？
太难了。
官修草本就不一样了，如《唐草本》，帝国以举国之力，几十名医生在全国范围进行考察、推论、总结、编撰，哪怕一个省派驻一名医生，就能用权力调动一切力量来达成这件事。
如果足够严谨，官修草本甚至不需要任何的道听途说，逐字逐句都能完成验证，那这样一套药典又该焕发怎样的光芒呢？
李梴把这事促成了，也促成了自己的出海。
年轻而富有雄心壮志的皇帝发出金口玉言，帝国不但要着手两京一十三省编修药典，还要在吕宋、在苏禄、在马六甲在日本，在大西洋与大东洋上，在天上地下，在一切天子照临与即将照临的土地上完成这一伟大事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