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冶年间发生过的一件事情，就突出显示了这种趋势。当时歧王既将出阁，吏部按惯例，选取了何洽等六人去歧王府，当时的人都知道王府长史升迁困难，社会地位也不高，何洽等人刚刚进士及弟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侯，却要被去给歧王当长史，何洽等人当然不愿意，于是他们便去吏部大吵大闹，口口声声说这次选举不公平，甚至将时任太宰的耿文恪骂为畜生。
耿文恪一气之下，上奏皇帝，要冶何洽等六人一个“擅自弃职，诋毁言司”之罪，弘冶皇帝震怒之下，降了一首圣旨将为首者发配边疆，其余人等也降为小吏录用；虽然，何洽等人被冶罪，但是从此开始，进士们都是不愿意当王府长史，弘冶皇帝无奈之下，规定长史不再由进士担任，而是由举人担任，所以王府长史的素质也明显下降了，成为了一个人人“避之不及”的职位。
最后是财政司，这个司的职能是相当于后世的财政部，管理的范围也是最杂的，开门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那一件事都离不开钱，这个司的主事当然是自己了，胡子睿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对金融、财政、税务这方面的理解可是比明代人多了几百年的经验，不要小看这一点，前世的崇祯皇帝之所以上吊，根子还在财政破产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