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，乃病民乎！“于是息县田地俱以现税赋均派之，阖邑民俱沾鹿久徵之利，上官以其军政考察不当，谪判泽州，鹿久徵终不悔！
鹿善继之父鹿正少为诸生以孝闻，性不解饮，顾好客，客常满座，为人倜傥有道骨，能急人难，至激于大义，为排解虽自弃其身家不恤，年八十余卒，乡人俱称其为鹿太公。鹿善继生性端方、谨慎、凝重、少不嬉戏；鹿善继因乡试场中题未得解，归而旁搜诸家注义，其有采辑王文成公（王阳明）《传习录》中语者，每阅之，鹿善继均为之心动。
万历三十八年（公元一千六百一十年），同邑薛一鹗诬谤之事起，多人无辜受此案牵连，鹿善继慨然曰“是可诬也，孰不可诬也！”于是鹿善继将冤情面陈于郡守，此案也得以昭雪；然而，有邑绅之不肖者，却不甘心复簧鼓郡守，事几变。鹿善继益奋发，飞书招揽孝廉诸生，共集三十六人告于郡守，郡守言语稍轻侵鹿善继。
鹿善继愤然曰：“论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恶名，养士者何忍以衣冠涂炭？借胥吏以倾士类，借士类以倾县官，尚有天日乎？某等颇知自爱，从前未尝来，此后定不来，独此义愤所激不容不来尔。”侃侃昌言，郡守为之气夺，同侪之人虑郡守为之激怒，退而戒之。鹿善继曰：“彼中情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