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此以后，不管耕地增加多少，人口又上升多少，商贸繁荣几何？我朝的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二千七百万石上下，这就使得近二万万人的所征赋税，几乎与一万万人持平的结果。老朽与伯爷讲几个数字，洪武二十六年，夏税，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石，钱钞三万九千余锭，绢二十八万八千余匹；秋粮，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，钱钞五千馀锭。
永乐中，税粮三千余万石，丝钞等二千余万。此时，宇内富庶，赋入盈羡，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，府县仓廪蓄积甚丰，至红腐不可食。
嘉靖二年，时任御史黎贯言，夏秋二税，麦四百七十余万石，今少九万石；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，今少二百五十余万。而宗室之蕃，官吏之冗，内官之众，军士之增，悉取给其中。赋入则日损，支费则日加。
至万历年间，夏税，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余石，钞五万七千九百余锭，绢二十万六千余匹；秋粮，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。
伯爷想必已经明白，越往后，人口、土地越多，赋税却反而少了。从永乐朝达到高峰，以后就是不断递减，在嘉靖年间，和洪武年间相比，麦减少了九万石，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；而到了万历年间，麦子减少了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