鸟、替死鬼、背黑锅的时候，确实有那么几个先例，象商鞅、王安石、张居正。
这些都是一下子提高至人臣权力极点的例子，但无一个有善终，甚至死后还颇具争议。
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根基不牢，下面没有人脉支撑。
这一点，哪怕后世也是如此，任何一个大员，都是从县、市一级慢慢提上去的，哪怕是挂职，那也得熬满年份。
为得就是提上去之后，根基不会太浅薄。
这个时代更是如此。
陈子龙自觉是临难受命，大有力挽狂澜的大志。
可问题还是出在，他只是个文人，大有文才的文人，脱不了这个时代印记的读书人。
有道是，秀才造反，十年不成。
不是他们立志不坚，而是他们从没有想到以暴制暴，以战争换取和平，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发动宫变，因为这样最省力、最有效率但也最无保障，成了皆大欢喜，败了满门抄斩，没有任何周旋迂回的余地，也就是没有战略纵深，从古至今，例子多了去了。
他们太想与人讲道理，可往往，人家不和他们讲道理。
当然，这个解释有些偏颇，那就换个合时宜的说法——他们脱离了群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