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是游牧民族，即依靠函谷关，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，退可“一丸泥封”，保持根本之地。
唐代长安、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。
从赵宋开始，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，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。
因此渤海之滨、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“南北竞争”中最重要的重镇，汉人政权失去它，必然只能偏安南方，且国祚不会长久，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，则可挥鞭南下，兴盛一时。
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，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，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，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，且胡化了四百余年，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。
当时的北京一带，对主要生在江淮、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，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，心里总是不踏实的。
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，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、洛阳和开封，想选择汉、唐、宋的故都为首都。
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，经过一次次战乱，关中之地已经残破，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，洛阳亦是如此。
开封处在无险可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