灭敌人，戚继光精于陆战，惯在陆路追剿对手；俞“老成持重，功收万全”，戚则“飙发电举，屡摧大寇”；俞一生百余战只有普陀山因天时，金山卫因人少受挫，却屡受掣肘，有功少赏不赏甚至受贬问罪，戚继光则经乎百战，除岑港进攻经年不下受罚以外，几乎未闻败绩，故仕途顺利，扶摇直上。从当时看，戚百战百胜，屡摧大寇，是为功高，从后世看，俞首倡水战，提出一整套海防战略，发明楼船，被誉为“华夏海军创始人”，影响则更为深远。
《明史》对俞、戚的治军做了比较，评论道：“继光为将号令严，赏罚信，士无敢不用命。大猷老将务持重。”俞大猷的上司谭纶在平海卫后给俞大猷的信中则说：“节制精明，公不如纶；信赏必罚，公不如戚；精悍驰骋，公不如刘。”《明史》本传和谭纶的这二段评论是很中肯的，活脱地勾画出这二位抗倭名将的真实形象。
而后人对俞大猷的误解一定程度来源于对谭纶此话断章取义的理解，实际上谭纶的话还有重要的后半句：“然此皆小知，而公则堪大受。盖诚似霍子孟，任如诸葛亮，大似郭子仪，忠似文文山，毅似于肃愍。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。”将俞大猷与霍光、文天祥、于谦等相提并论。
而除了这个误